这一改革思路是值得推敲的，行政机关选人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这种机制是否符合人大制度?因人民监督员与人民陪审员在性质和职责等方面的不同，可考虑人民监督员由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选任和管理，建立人民监督员库，由人大常委会随机抽选监督员监督相关案件的查办，使人大与公民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并行，同时，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培训、考核、奖惩和补助保障等工作也要与检察机关脱钩。
同理，事实上存在的非法的或者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规制行为，其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规制行为。[31]闫建：《对西方行政学说中行政管理内涵界定的回顾与再思考》，《行政论坛》2003年第6期。
经济管理也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对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在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下，对于经济管理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不同。这种状况为行政监管机关滥施行政监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参见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 ～282页。二是政府规制从微观视角纠正国内市场微观失灵和国际市场失灵对国内产业和民族企业的损害。
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是行政规制，政府规制与经济规制是两个与行政规制不同的范畴。[49]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行政规制的行为方式在不断变化、丰富，．对于管制创新的探索主要是在管制问题中考虑了信息约束，引入相应的激励、协商机制来设计管制措施，提高管制效率。1824年总统竞选，他就是昆西·亚当斯的竞争对手，但他输了。
亚当斯也是国父之一，资历与杰斐逊相当，但两个人基本没有合作(总统体制也不要求合作，在当时副总统是个备用的闲职)。接下来的是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也参加过美国革命，不过当时他非常年轻，作为士兵，曾被英军俘虏。就华盛顿而言，他担任第一届总统在当时是众望所归。在有效和有限的联邦政府下，他们对塑造美国初期的宪政(即书中序言所提的第一宪政)起了什么作用? 王希：我还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些总统的作用。
联邦军队由华盛顿带队，因为他有威望，领导了这个国家反抗英国的税收，他出面拥有说服力，可以达到维持新的联邦国家权威、维护国家秩序的效果。这部书影响了一代学人，已经成为美国宪政和美国史研究的经典。
他们是共和政治的信仰者，强调秩序、规范、理性，强调美德、个人的节操与奉献，强调绅士政治，对暴民政治和大民主始终抱有警惕性和恐惧感。) 澎湃新闻：美国的建国者们也被称作国父，他们至少包括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几位总统。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家之一埃里克·方纳在推荐语中写道：本书已被公认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这里面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则，更多的可能是他们的政治共识与政治风格。
如果扩展一点，很多人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包括州制宪会议的代表，因为后来的联邦宪法需要各州的批准，不批准就没有后来的宪法，而在批准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争论，譬如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后来通过《权利法案》来补充，那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算不算建国者或国父呢? 你提到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除了麦迪逊稍微年轻一点以外，其余几位在革命时代就已经是全国性的显赫人物。所以，他代表了传统的家族政治或裙带政治之外的新兴势力。而杰斐逊的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领导人。1883年的《文官改革法》是对分赃制的改正，主要针对中层和低层的非政治性任命，是构建职能型国家官僚队伍的开始，而主要的部门首长、联邦法官等重要职位的提名仍然掌握在总统手中。
当然，美国确实有Founding Fathers这个说法，但国父这个概念是一个集合名词，指革命和立宪时期那些对美国的建国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一批人，他们参加了至少三个标志性的建国文件的制定，一个是《独立宣言》，第二是《邦联条例》，第三个就是联邦宪法。从总统选举的角度来看，早期宪政的最大危机之一是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
进入专题： 美国国父 美国宪政 自由与共和 。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腐败或任人唯亲的做法，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总统不能选认同自己政治观念的人做助手，那么他如何保证有效地执法呢? 分赃制违背了民主的本意，也否定了我们刚才讨论国父时谈到的共和政治人物的virtue(美德)。
他反对亚当斯和联邦党人的许多政策，但他上任之后，改变了很多过去的看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继承了联邦党人的做法，包括运用联邦的权力购买新的领土，为未来美国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地理基础。比如说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Whisky Rebellion)，即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人拒绝缴纳联邦政府征收的税，进行武装反抗，与谢斯反叛的情形相似。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伍德教授写到，华盛顿在写信、发言和做事方面十分慎重，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不希望留下任何污点。第一宪政秩序实施的时候，遇到很多此前未曾碰到过的、棘手的问题，如果是其他人来执政，后果是很难想象的。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亚当斯、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都属于Founding Fathers，这一共同身份(或者说分享的身份)使他们之间的权力过渡比较顺利、平稳。
前面提到的四位总统，都是建国者一代人。你可以说，从政治风格和政治行为学来讲，安德鲁•杰克逊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种断裂，一种转型。
杰克逊也自认为代表了新型的总统，是一个代表普通人(commoners)的总统，这是不是平民总统说法的来历?他认为美国政治不需要贵族传统，也不应该由精英来掌控，如果国家政治的核心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与权利，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判断力，就可以去担任官员和评判是非，不需要有高贵的血统或渊博的知识，政治应该开放给大众。所以，这些国父的第一个特点是shared responsibility或shared faith;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很现实(practical)，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
所以杰克逊的当选是政党政治有效运作的结果，而此刻的以动员基层民众参与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与早期的以大佬名望意志为主导的政党政治有了很大、很关键的区别。他走得更远，大张旗鼓地开辟了另一个先例，即分赃制或分肥制(spoil system)，就是一个在政党和党工的辅助下竞选成功的总统或官员，应该把公职的职位首先分配给为他的成功当选出力的人。
亚当斯对秩序的强调、对英美关系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独善其身，继承了华盛顿离任演讲的忠告之一，不要卷入欧洲事务。邦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所通过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州遇到内乱，邦联政府也无法予以帮助。像华盛顿，他非常注意自己作为领袖人物的公众形象。但经过汉密尔顿的斡旋，杰斐逊作为民主共和党人最终得以当选，总统职位从联邦党人亚当斯手中转移到杰斐逊手中，两人或两党之间有一个权力过渡，这个过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因此这被称为1800年革命，不流血的革命。
他们是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有两种价值观在博弈，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强调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和保护，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的公共性，强调政治参与者必须要拥有美德(virtue)。他在制宪会议上讲话不多，但制宪会议由他来主持，代表了革命和制宪之间的连续性，所以他成为两个建国进程的最有力的联接者，能够稳定政局。
这次采访的主题是美国总统与美国宪政，但又不限于此。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军队的总司令，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而且在建国初期代表美国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担任使节。
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儿子。因为他们是同一代人，分享同质的政治文化，优缺点也可以互补，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执政群体，政策是不同的，但精神上和原则上却有某种潜在的连续性。
这几位总统可以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稳定宪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澎湃新闻：美国宪政讲究三权分立，作为行政权的代表，总统是怎么产生的? 王希：为什么会产生总统，总统是怎么产生的，这就得追溯到独立战争后的邦联时代。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patriots (爱国者)。而杰克逊没有什么家族政治的渊源，他是一个Self-made Man，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参加围剿土著印度安人的战争而建立功勋，从联邦议员、田纳西州的官员做起，一步一步走上来。
【编者按】《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迄今有三个版本(2000年初版、2005年修订版、2014年12月增订版)，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有四五个人参加总统竞选，来自同一个党，没有一个人得到民选票的多数，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举总统，结果昆西·亚当斯得到众议院的多数票而当选，杰克逊非常懊恼，感到这种做法不公平。
这四位总统在政见上可以说都有差异，对如何构建未来的美国有不同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维系美国的生存。这时适逢民主党在经历重组和改造。
他们和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领导人——至少门罗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领导人。门罗也是革命的参加者，与杰斐逊关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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